中华民族的传统：举报

都不用翻历史书，随便一想，就知道中国人的举报，源远流长。从崇侯虎举报周文王，到汉武帝人人举报邻居，到大唐重用侯思止、来俊臣、鱼保家这些告密专家…..再到举报自己亲妈导致被枪毙，举报老师让老师丢工作……

不太支持举报的皇帝几乎没有，汉文帝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太喜欢举报的皇帝，当然，也有很大的水分，因为司马迁会塑造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来压后面的皇帝，你看你，干的就是不如你爹你爷爷！

（到了汉景帝，又开始举报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汉文帝不喜欢举报，而是他如果支持举报，他要面对军功集团的强大威胁，毕竟，他年轻的时候，可是见过军功集团杀他家，像杀鸡一样啊。所以，不如摆明自己的立场，老子不听信谗言，你们军功集团，别又来杀我……咱们做好事坏事，都做在明处。等到汉景帝，军功集团的人都老死了，就不用演戏了，直接干。以上是我的推测，我继续读《史记》的时候给大家分析一下，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好皇帝，好皇帝都是被逼的。如果有把刀放在皇帝老儿的头上，他也怂。）

原因没那么复杂，从当权者角度来看，它们最深的恐惧是改朝换代，没机会蹲在百姓头上拉屎了。从举报者角度来看，它们最想的是能不能从举报中得到好处。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如何让欺软怕硬看起来很正义”。

鼓励举报是成本最低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并不是追求真相，真相不但不重要，反而有巨大的害处，统治者需要的是恐惧。通过鼓励一部分没有廉耻的举报者，提供大量的举报“成果”来展示给百姓，也就是所谓的杀鸡给猴看，从而让天下人心惊胆战，从而在说话之前先自己阉割自己。

这并不是古代中国的独创，国外也如此。可能是被歪国仁学会了吧。

以苏联为例，有一本书叫《The Souviet Writers’ Union and Its Leaders》，下面这段就是书里的主要思想：书里讲了如何举报异己，Writers Union的存在，其实是鼓励一种“羞辱”文化。举报都先自我羞辱，然后再羞辱别人。当权者根本不在意这个羞辱是什么，反正羞辱很容易被发明出来，可能是不爱国(普通人想卖国也不可能，没那能力，卖国无门)，可能是浪费(普通人想浪费也没什么钱，顶多扔几个馒头)，可能是嫖娼(普通人想搞包养，但是包不起啊，只能按次来，当官的才能包)，可能是懒惰，可能是追求自由(????这也有错???)……结果，你总会在有个地方处于被羞辱的地位，没办法，苏联共产党太会发明“违法行为”了，总有一款适合你，大部分情况是，被发明的“违法行为”反复适合你，可以说是相当的反复碾压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好不容易被它压过去了，妈的，还没从地上爬起来，又倒车请注意了……

因为写了舔屁眼作品《青年近卫军》而获得了斯大林奖的法捷耶夫，志高意满。斯大林召见了他。斯大林问：“ 法捷耶夫，你是谁？”，法捷耶夫回答：“我是忠于您的作家”。斯大林回答：“你是狗屎，法捷耶夫同志，你不是作家。现在，契诃夫才是作家。”

法捷耶夫这事，这有点黑色幽默，不过呢，也正常了。武则天也鼓励告密羞辱文化，鱼保家就发明了一个鼓励告密的东西叫“铜匦”，结果，“ 铜匦”里出现了一封告密信，举报鱼保家的，鱼保家就被杀了。

在文革时期，举报了自己的妈妈，从而导致自己妈妈被枪毙的张铁夫，因为太爱领袖了，后改名叫张红兵。我看过他的访谈，他后悔了么？有吧，但是那种后悔，不是意识到自己举报不对的后悔，是那种不应该枪毙的后悔。总体而言，他妈妈还是犯了错误，他妈可是支持刘少奇这种天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啊！他举报了，是对的，但是不能枪毙，可以踢断两三根肋骨什么的，让妈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可以了，不枪毙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