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都是在和我自己的腓肠肌做斗争，也没空打理电台，在网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义和团的文章，我想起了2006年我选了一门课叫《中国近代史》，作业是开放的，随便写什么都可以，我就写了《考察义和团的历史与神话》。此前我没有任何历史的技能，就靠兴趣去写，结果写了130多页，可能要十万字，这让老师非常的惊讶，但是他考虑到我一个学理科的，写了这么长的一篇作业，就鼓励了一下。可能也是客套话吧，我就信以为真，把这个作业一直保留着。现在已经13年过去了，当年我才25岁，还没有今天这么油腻。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天天只想看年轻姑娘，那时候还有点小理想。
说实在的，当年的课程我早都忘记了，大概只记住了老师的一两句话，那个老师的话大概是这样：如果你在研究某个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历史资料特别的完美，正好能解决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个历史资料就是被人动过手脚的，一定是假的。当年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理解这句话，也许有人会故意改一下历史吧，只是我没碰到过，毕竟我已经对历史没那么大兴趣了。
如果有年轻人有兴趣的话，比如说想成为历史学家，可以听听我老师的这句话：如果你发现一段历史资料清晰，指向明确，能完美的解决你的问题，那么这段历史就是假的，人为创作的历史。
# 前言
义和团是在山东发生的，作为一出生在山东的人，深知义和团的影响不止是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对我来说，在1898到1900这三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超了书本，融入了故事之中。我小时候，听爷爷辈讲故事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他们的爷爷辈发生的故事，在爷爷讲爷爷的事情里，总是听到一些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出生在山东莱芜的一个农村，在清朝的时候，我的家乡属于济南府，鲁中，鲁西南(包括苏北)和鲁西北是义和团主要的发源地。我小时候，在农村，男孩子的玩具里就有一把生锈的大刀，相传是我村一位拳师当年用过的，还有一些生锈的河叉(我不知道字是不是这样写，但是读音是这样，一种类似杨家将里杨家枪的武器 :)。我不能确认这些武器的来历，但是不像是唱戏的道具，我们会拿到山上去砍树玩，就算刀已经生锈了，茶碗粗细的树，还是可以一刀砍断一棵。
就算我小时候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有几件我特别不相信的事情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是我爷爷说的，他说他的爷爷当年一些人去杀洋人，被洋人困在泰山脚下，已经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了，这时候来了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有一壶水，几张单饼(我老家的一种常见食物，就是面饼，但是很薄)，他们就觉得这点食物怎么够吃呢。结果他们无论如何也吃不完这些食物，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奶奶是泰山奶奶。我当时完全不相信，觉得这也太假了吧，就和我爷爷争论了起来，当然结果是他依旧相信，我依旧不相信。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一个祖上，大概我只能叫太太爷爷了，有刀枪不入的本领，当去打仗的时候，先把一张符烧成灰，喝下去，当回家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在脸盆里抖一抖，子弹就会从衣服上落下来，能落满半脸盆。我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当然，我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爷爷总会笑笑说，你又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太过神奇，以致于一看就是假的。我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在没事的时候，可能在哪里看到一本书，或者什么情况，我突然想研究一下义和团的事情，这个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试图了解义和团的事情。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好多的东西并不全是假的，起码很多名字和事情，我爷爷讲的都有那么点意思，因为他没有文化，只是很多东西他都说错了，或者是他没错，历史的真相已经搞不清了。
那些我熟悉的名词让我对那段历史，那段发生在我祖辈身上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请神，就是把神请下来附体；比如大刀会，小刀会，梅花拳，神拳，白莲教，红拳，红会，神拳，还有红灯照这样的全女性的“义和团”的法术，我都曾经在故事里有所耳闻。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歌词：“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我的祖辈从河北来，这个河北并不是现在的河北省，而是指黄河以北的聊城，具体的家族史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只记得以前每隔三两年，会有聊城的亲戚来看我爷爷，我爷爷也会去那边。我还知道因为这层亲戚关系，我四叔去聊城的冠县的一个作坊做了好几年豆油。我爷爷去世以后，这层脆弱的亲戚关系就彻底断了。最近几年村里要修家谱，各个姓都有追溯历史的习惯，我们新创作的家谱已经追到明朝初期了，说是从山西搬来的，从聊城这段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已经没有了。我当时想，既然都一杆子把家谱写到明朝初期了，为什么不步子迈的大一点，搞到汉朝去，说咱们是刘邦的后代，这样说出去也面子。比如汉朝的中山靖王刘胜光儿子就有100多个，到现在哪能搞的清楚啊，可惜，家里的老人没这样做。我这个刘皇叔是做不成了。
就算家谱越写越不靠谱，这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我的村子本来就不大，不到100户人家，现在已经越来越小，60岁以前的人几乎都到了城镇里，留在村里的人都是60岁以上的了，一条街上没几户人家，我觉得10年后，或者20年后，我出生的这个村子就会彻底消失了。
现在义和团已经被说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由百姓自发组织的反抗清政府，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而我听到的故事是清朝政府在利用完我的祖辈以后，起了杀心，祖辈被迫离开家乡，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地方隐姓埋名的谋生，就像曾经闯关东一样，流落他乡。我的故乡也不过是祖辈漂泊累了以后，落脚的最后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写一点东西，然后继续漂泊。
以上就是我为什么对义和团的事情感兴趣的原因。
关于义和团的历史，我并没有能力去考证，只是到处看了一些专业的，不专业的书，拼凑成我认为合理的一个版本。如果我这里讲的，与官方或者权威人士讲的有出入，请以官方和权威人士为主。
# 义和团为什么会出现在山东?
当我们无法去解释历史的时候，会倾向于给出一个简单的，粗暴的解释：这是历史的选择！除了这个解释，我试图再寻找一点其它的证据。
山东非常的大，最主要的两个起源地一个是与河北交界的鲁西北，一个是与江苏交界的鲁西南。
先来说鲁西北，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山东冠县有绝佳的地利位置。山东冠县地理位置上属于直隶（如今的河北），行政关系上属于山东，冠县成了一个在直隶境内的山东飞地。直隶容易管但是没权限管，山东有权限管但不容易管。所以，这里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又加上冠县还紧靠河南，于是山东，河南，河北这三省的盗匪，拳会和西方的教派，天主教在这里野蛮生长。
相比于其它地方，这里的冲突更激烈，冠县以其中的梨园屯为中心的24个村镇，没有哪股势力能完全控制这个地方。梨园屯的教民和非教民之间有冲突，官府和盗匪有冲突，拳民和官府之间也有冲突。只要不是太乱，官府也不想管。
其实官府也不是不想管，而是没能力管。由于当时清政府在与外国发生冲突，内地的兵被大量的调走参加甲午战争，再加上不停的赔款，让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官兵的力量。于是，政府能做的不过是联合一派打压另一派。
洋人的力量不可能被政府和平的利用，用盗匪又有点太上不了台面，官府的选择其实也是唯一的，只能利用当时的拳民，并试图改编成民团来维持风雨飘摇的社会稳定。当时在冠县势力最大的两个拳民力量一是阎书勤领导的十八魁，另一个是赵三多领导的梅花拳。
不管是十八魁还是梅花拳，还是同期的义和拳，洪拳，阴阳拳，神拳，大刀会……参加这些团体的人绝对不是赤贫的农民，而是一些有一定财产的地主，中农这样的阶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些组织绝对不会因为爱好练拳而组织起来，而是要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或多或少的财产。最穷的人没有财产要保护，也根本买不起刀枪这样的武器，更不要说练完了武，还要多吃两碗饭了。
再来说说鲁西南，和鲁西北也类似。
这个地方与河南，山东交界。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候，清政府将这个地区的士兵都调离，于是这个与江苏交界的地方，开始以种植鸦片，贩卖私盐和拦路抢劫为最佳的生意。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刘士瑞创建了他的大刀会，最初只是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其实是建立了一个私人武装，只要周边的地主或者有财产的人交了一定的保护费，刘士瑞就会提供相应的保护。这在当时应该是个好生意，刘士瑞为了招募更多的“员工”，就经常采取一些给乡亲“下乡表演”唱大戏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期间，会夹杂一些戏曲或者杂技中常用的金钟罩等等以表演为主的“硬气功”。
清政府对此有心无力，想同时打击盗匪和大刀会这样以保护自己财产为主要目的的“拳民”以当时的兵力是不可能的，只能分化他们。于是官府开始拉拢大刀会，试图让该地区重回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大刀会与政府合作剿匪，在政府的背书下，大刀会顺势做大。
我认为，如果有口饭吃，谁会去当土匪这种脑袋挂在腰带上的行当呢？当地的土匪也不可能坐等大刀会和政府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杀掉，他们也联合了当时在中国的一股连清政府都害怕的力量，那就是洋人，主要是传教的洋人。天主教圣言会在鲁西南有很大的影响力，只要是教民，清政府也会有所顾忌，所以一些土匪为了保命，放下屠刀当教民，拿起屠刀当土匪，两不耽误。清政府对此没什么办法，毕竟洋人传教自1860年后就是合法的。
清政府在利用完大刀会完成剿匪任务以后，大刀会就成了最主要的目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故事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也就不在乎再多一次。山东巡抚在1896年春夏之交，又开始了和洋人的合作，通过诱杀，毒杀等很多极其残忍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公开砍头等手段，对大刀会进行了残忍的镇压，刘士瑞等30余头目被公开处决（也有一说是超过200人被公开处决）。
大刀会在短短的2-3年时间里走完成了从几十人发展到2万余人，从一个保护财产的团体到与政府合作剿匪，再到被政府血腥镇压的路程。大刀会虽然在日后再也没重现昨日的辉煌，但是也确实没有完全消失。
随后发生的一件震动全国的事情——巨野教案——就有传言说是大刀会余党做的。
在1897年11月1日，圣言教会的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午夜被一群手持刀枪的人残酷杀害。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当时有刀枪武器的团体不多，大刀会有，大刀会也有做案的动机，因为不久前大刀会被政府和洋人合作镇压了，总要出口恶气啊！
为什么官府和洋人杀了大刀会的人，大刀会只来杀洋人呢？因为只有杀洋人，才能一箭双雕的报复这两方。简单来说，官府害怕外国传教士是当年大清国底层民众所熟识的常识，早在1876年饿死1000多万人的“丁戊奇荒”中，没粮食吃的老百姓都知道一定要加入教会，然后再去抢粮食，官府就不敢杀人。所以，当年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天天要面对这些饥民的要求。所以，大清国的人早就知道洋人才能治这些官。
事实也是如此，在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以后，山东的官员被撤职，弹劾很多，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大清答应会给天主教修教堂，还把山东巡抚李秉衡解除职务，永不叙用。德国政府要求的远不止这些，还要求占据山东的胶州湾并以山东半岛为德国在中国的据点。
这件事情对山东人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大清的百姓知道官府怕洋人，但是没想到这么怕洋人。杀了两个洋人，直接出让了胶州湾，还是超出了山东百姓的想象力。官府怕洋人，但是有些人不怕。在1898年，山东冠县的一个叫义和拳的团体首先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波及整个华北，震动整个中国。
贫穷且混乱的山东西部，还有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巨野教案，官府出钱在山东境内给天主教修教堂，第一块租借给外国的土地胶州湾也给其它列强提供了先例，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山东，我觉得义和团发生在山东好像也不是不能解释。我觉得巨野教案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像雪崩时候第一片雪花，它引爆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的事情，不止是义和团，甚至后来的五四运动也是因为胶州湾而起的。
# 梨园屯冲突与义和拳的发展
还是发生在山东冠县的梨园屯里，教民和非教民的冲突越来越剧烈。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民和非教民的冲突也是由来已久。远在1869年，官府就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屯里的所有寺庙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现在都归天主教所有。而当时的中国人，信仰天主教的还不多，大部分不是信玉皇大帝就是信观音菩萨，所以，牵扯到信仰，虽然官府有规定，但是大清的百姓并不管这个，照样去拜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直到教民拆了玉皇大帝的庙要修一个天主教堂。
大清的百姓就去阻挠教民修教堂，并且请去了当时山东冠县两个最大的团体——梅花拳和十八魁——去炫耀武力，梅花拳的赵三多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亮拳活动，有了这么大的后台，大清的百姓把教民修的教堂推翻了，还把教民打了一顿。
因为官府没能力在这个地方主持正义，就当和事佬主持正义，重新签署了一份协议，寺庙如果改建成教堂的就归教民，没改建的还是归大清百姓。这个协议看起来对大清的百姓是有利的，显然对教会不利。教会也要闹，还是那句话，大清最怕洋人，洋人一闹，官府马上就怂，寺庙又回到了教民的手中。
这些事情，加重了大清百姓对教民和洋人的愤怒，与此同时，官府对洋人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因为无论官府怎么割地，怎么赔钱，洋人总是不满足。官府可能又要玩和大刀会一样的把戏，先利用，等到了没有利用价值，再屠杀一把向洋人献礼。
官府开始接触梅花拳的赵三多。赵三多与大刀会的刘士瑞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赵三多和刘士瑞都有威望，不同之处在于刘士瑞的大刀会组织性太高，以他为首领，赵三多则是重新整编了梅花拳，联合了红拳，十八魁等等一系列组织，基于理念结成的松散的同盟，并且改名为义和拳。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势，让大刀会和义和拳有了不同的战斗力。官府试图用对付大刀会的方法来对付义和拳，义和拳的首领赵三多和大刀会的刘士瑞一样，后来也被官府杀害了，但是基于刘士瑞威望的大刀会很快就群龙无首了，但是基于理念的义和拳在首领被杀以后，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义和拳，只是名字和口号一样，让官府一时无法打压。
义和拳的组织者赵三多在1898年义和拳刚成立之后就背负反贼之名逃到河北，两年后被抓入狱，最后在狱中死去。他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出以后，新的义和拳，神拳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般在山东西部地区出现，口号都是“扶清灭洋”。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这些“新义和拳”更加重视封建迷信，更加具有宗教色彩，比如刀枪不入，请神下凡。
一时间，义和拳像开连锁店一样，从山东西部向周边漫延，速度之快，有点让人惊讶，很快，1898年年底这些“新义和拳”就到了日照，济宁等地。不同的义和团有不同的首领，请的神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对教民的仇恨。很多其它的拳民也重新活跃了起来，像已经群龙无首的大刀会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并且给“义和拳”增添了不少新东西，比如吞符。
当大清的百姓以教民和传教士为敌以后，德国政府感到了压力，他们在1899年告诉圣言教会，以后传教的时候收敛一点，不要太过刺激大清百姓。
除了大刀会和梅花拳，义和拳，还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拳叫神拳。神拳和义和拳最后已经分不清楚了，但是最初是两种拳。义和拳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大刀会的刀枪不入，另一个就是神拳的请神下凡。
现在关于神拳的来源非常的不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神拳和大刀会，梅花拳这些有一定资产的人不同，神拳来自于赤贫的阶层，神拳最初是奔着靠神治病救灾的方向去的。神拳的首领叫朱红灯，这个人是个医生，并且不收钱。神拳和中国的巫医有类似之处，最大的特点就是向东南方向磕头，还有念咒以及把符焚烧后放在水里搅拌后喝下去，这种仪式在今天仍然广泛的存在于山东农村地区。神拳刚开始的时候与义和拳并没有太多交集，两个群体的阶级属性也有所不同，一个是有一定资产的阶级，一个是完全赤贫的阶级。
后来为什么神拳发生了剧变，与义和拳融合在一起，这个已经很难考证了。有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在1898和1899年之间，黄河发生决口，而且这次决口还非常大，一下子决口了三个，分别是在今天聊城市寿张镇，东阿县和济南。这次鲁西北遭受水灾，让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外出避难。由于神拳最初的治病属性，让很多难民相继相信了神拳，而且官府最初也把神拳和义和拳，梅花拳等“游走在违法边缘”的群体区别对待，神拳在这个时期迅速做大。
神拳的领袖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在做大以后，神拳也不仅仅是治病了，在1898年冬天，有一些神拳开始用义和拳的口号，也就是“扶清灭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我认为与当时的民意也有很大的关系，毕竟当时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天主教在中国的高人一等，鲁西南的大刀会，鲁西北的义和拳都反对洋人，所以这种转变并不是太不可思议。由于神拳的松散组织以及请神的混乱，根据我查到的资料，神拳请的神五化八门，有道教的也有佛教的，还有戏曲中关羽这样的人物。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神拳和当时山东另一个喜欢与官府做对的教派白莲教有关系，白莲教最高的神是无生老母，义和团自始至终都没有像白莲教一样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
朱红灯所带领的神拳在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以后，最先引起注意的是传教士，传教士对清政府施压，和往常一样，清政府出兵，对神拳进行了清剿。和对待大刀会，义和拳一样，清政府很快就把神拳的三个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和于清水抓住了，抓住以后，进行了公开处决以证明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但是官府的打压并没有如预期一样，神拳可能在某些地区或者某种程度上有所收敛，但是总体上，山东巡抚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结果。由于神拳更加依赖封建迷信，所以朱红灯，心诚和尚和于清水被杀以后，反而更加完美，他们的故事被更加广泛流传，有的地区说他们被砍头后又复活了，有的地区流传说他们飞上了天空，在首领死后，神拳的发展势头反而更加强大。山东巡抚也因为对神拳镇压不力，于当年的12月被解除了职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1898年黄河决堤之后的一年，山东从涝灾马上转入了旱灾，1899年到1900年华北大部分地区持续干旱，让农民的生活列加困苦，这更让当时的拳民组织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正是在1899年，越来越多的梅花拳，义和拳还有神拳都改名为“义和团”，这也是官府的命令，因为拳会被官府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改名为“团会”，虽然一字之差，但是“义和团”高举的旗帜已经成了“扶清”，官府乐见其成。义和团也把这次席卷华北的大旱找到了原因：不下雨的原因是神发怒了，而神发怒的原因是天主教在中国泛滥。当时义和团要贴揭帖，揭帖是唐代以后农民起义者向公众进行宣传的一种方式，类似于大字报或者传单，从这些揭帖中，我们能够看到义和团对洋人的仇恨，我选取几首：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杀了洋鬼子，猛雨往下流。洋人杀尽，欲雨还雨，欲晴叫晴。
我认为只有当大部分人都相信老天不下雨是因为洋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宣传，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有很多人相信洋人与干旱有直接关系。
在山东巡抚毓贤被撤职以后，清政府派来了袁世凯，袁世凯这个人对义和团非常的反对，他带领的是训练有素的新式部队，比义和团肯定要强很多，所以他到任以后，很快就控制了义和团。袁世凯虽然碍于各方面原因，没有马上对义和团大开杀戒，他上任以后，在山东还是发生了一起义和团杀害洋人的事件，在1899年12月31日，义和团杀了英国传教士。
袁世凯来了山东以后，基本上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就快结束了，只是现在有了大量义和团团员，这些人也不可能因为袁世凯来了，就不发展了。于是，这些人开始向直隶发展，直隶有两个超级大城市，一个是天津，一个是北京，这两个地方显然比山东更有前途。在清朝有一种说法是“直隶为各省领袖”，清朝的直隶辖区巨大，相当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及河南、山东两省部分地区，政治地理因素非常重要，皇宫在直隶，清廷所特别重视，在疆吏的心目中也被格外看重。除了直隶和幅员辽阔的四川是一省特设一总督，其余都是两省或三省合设一总督。
清政府非常的看重那个地方，所以用人也不太可能用汉人，基本上都是用满、蒙贵族，直隶的总督是裕䘵，是一个满人，政治立场坚定，但是业务水平不行。不像袁世凯，说镇压就能镇压下去，裕䘵不一样，镇压也压不下去，态度还不坚定，这个时期，在山东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的发展重心已经从山东转移到直隶，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